津人首创赴鲁逮垛 津虫多年称霸蛐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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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鸿礼养的蟋蟀以及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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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举鼎、狮子滚绣球、怀中抱月……“每个招式都有名称，激烈程度堪比职业摔跤。”“十一”期间，天津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播出了2018第六届全国电视蟋蟀争霸赛，再次引发关注。您知道吗，天津的斗蟋蟀战绩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雄霸全国，而且天津还最早在全国成立蟋蟀协会，征战全国那是所向披靡；再往前捯——这由北京传过来的养蟋蟀、斗蟋蟀，清末民初开始，可就被天津玩出“花”了，用曾是天津市中华蟋蟀协会秘书长、有着“北罐第一人”之称的80岁的苏鸿礼老先生的话来说，从王爷军阀达官贵人高门大户到贩夫走卒拉胶皮的，都有玩蛐蛐的，“过去有卖房卖地的豪赌，也有‘咬月饼’吃顿饭的“戏赌”。”其中的门道、讲究纷繁芜杂，苏老也感慨，别让斗蟋蟀变成了简单的“斗”蟋蟀，这里头“虫文化”其实才更加地珍贵和值得去研究、保护。
一只好虫能值二百大洋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瞧瞧，这《诗经》中咏叹蟋蟀的可不止一篇。若以《诗经》成书而论，足可见对于蟋蟀的“关注”至少超过两千五百年了。
“对于玩蟋蟀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唐朝。”苏老说，当时是说这皇宫里每到秋天，把蟋蟀放到“金丝笼子”里，“是为了听其声、观其形，于是，这个风潮很快就传到民间，并盛行了。”至于何时出现以斗蟋蟀为乐，“至少在南宋时期已经很盛行，因为出了蟋蟀宰相贾似道。”苏老说，这位误国权相却编写了一部《促织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蟋蟀研究专著，“《宋史》中就记载，襄阳被困军事紧急，他却整日和群妾在西湖边的半闲堂斗蟋蟀。”这种“不正之风”的引领，历史上还一位极致，就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名篇《促织》开篇中所提的：“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位皇帝就是明宣宗朱瞻基，“要在景德镇烧好蛐蛐罐，再和苏州进贡的1000只蟋蟀，通过大运河一起运到北京皇宫里。”皇家如此热衷，民间更是追风，万历年间，文学家袁宏道记录当时京城一到秋天是家家户户养蟋蟀，“永定门外，市井之中更是养蟋蟀的泥罐、瓦罐比比皆是。”
明清时期，北方玩蟋蟀自然得数京城，可到清末，天津开埠租界林立，相对安定，于是北京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军阀买办都在天津置办产业，辛亥革命之后，连最后一个皇帝都住到天津。“于是，北京那些个‘玩意儿’也都在天津盛行开了，而且‘发扬光大’，玩出自己的特色来了。” 先说这虫。现在，大家都知道以山东的蟋蟀为上品，被称为“山货”，尤其是宁津更有着蟋蟀之乡、蟋蟀王国之称，而率先发现山东蟋蟀高品质的却是天津的玩家。“山货产地当数黄河以南的泰安、肥城、宁阳和长清，黄河以北的乐陵为佳，尤其以宁阳为最。”经纬度合适，土好又有黄河、汶河等多条水源滋润，“山货虫巨身修尾、颜色纯正，青黄赤白黑，五色俱全。”苏老说，过去每到处暑前后，天津的玩家们个个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盼着这山货到津。直到有老客四处嚷嚷，“山货来了！宁阳虫到店了！”您瞧，这西马路的马家店和西关街的画眉店算是炸了营了，买的卖的还有高谈阔论的，彼时都将宁阳蟋蟀拟人，如重色的是张飞、李逵，淡色的是吕布、赵云，还有人讲述历年的斗虫战绩，苏老说，“他讲得是口水满天飞，全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狠厉，全然不提走麦城的惨淡收场。”
“我的父辈们都玩蟋蟀，父辈们说，在清末民初就有天津人尚老万下宁阳寻虫。”苏老介绍，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人到宁阳叫“下山东”，当时天津有名的贩虫人有刘筱亭、杨树林、孙恩荣等，“当时村里还没有电，晚上捉虫俗称‘拿亮子’，用铁皮做成喇叭状长筒煤油灯；身上带着的火柴用铁皮包着，防止被露水打湿。”灯不是照路的，捉虫人是借着月光走道，当听到蟋蟀叫声，靠着听力确认方位，蹑步向前悄悄蹲下，迅速完成掏火柴、点“亮子”、拔罩子、扣罩子等一系列动作。立秋开始，蟋蟀先是在麦垛里，捉虫叫“逮垛”，立秋一周后，蟋蟀进了玉米地，过一阵儿，就躲在残垣断壁的老墙角。运回天津也不是坦途，尤其是在日伪时期，为了登上廉价的闷罐火车，捉虫人们推着独轮车从泗店走到磁窑上车，有时为躲避日伪军的盘尅，他们要推车行进200里到泰安的万德火车站。“有的捉虫人得多次往返，辛苦自不必说。”
一般来说，好蟋蟀要“头大、脖子大、牙大、腿脚长、腰身长以及颜色纯正”，挑到这么一只好蟋蟀，在五六十年代，值两三元到七八元，“当时一根馃子3分钱。”而再往前捯，得值二百大洋，“过去一个大洋买一袋白面，城里一个院子，也就大几十大洋就能置办下来。”
天津虫也有个专门称呼叫“伏地”。“当时在西郊，张家窝、大小南河以及静海县的唐官屯等地。”苏老说，自己15岁的时候就去静海捉过蟋蟀，1955年，开始用积攒的零花钱买虫，1962年开始也下山东捉虫、买虫，“我今年80岁，每年立秋还必下宁阳，逛虫市、购山货，乐此不疲。”而1957年，他还在天津从宁阳马万村的马氏叔侄处买过七只，其中一只从土黄色变成金黄色，起名“黄骠马”，六足铺开像朵黄菊花，一副蜡烛红钳，形似长棍，俗称“棍牙”，“在斗场所向披靡，敌虫遇到它，一交口不是惊就是昏，津城人谓之‘香火’。”
史老七秤杆邢把式拢对儿以及鸿义栈
蟋蟀，又叫“百日虫”，可就在这三个月里，天津的虫家们可谓煞费苦心。采访中，苏老感慨地说，一直说这个“虫文化”，围绕着蟋蟀，任何一点拿出来细掰扯，都极其讲究。
天津人将蟋蟀罐又称盆，养蟋蟀必定是用老盆，初时放在南墙根，天冷一些入北房，为有阳光，“再冷，就电炉子为虫取暖。”早期大户人家用的养罐，都是定烧，民国初期天津史老七（也有人称史老启）仿名款最为有名，而带着蟋蟀出门时用的配罐，有的是从首饰楼里定做的点铜盖，斗蟋蟀之前称重的秤，有红木、乌木甚至象牙的，秤砣讲究用银砣，大胡同的秤杆邢最有名，过笼、水槽、食板，有的水槽用的是青花或粉彩的，有钱的人家，还有专门人负责，“叫‘把式’，把式不但要买蟋蟀、养蟋蟀，关键是还得给主家挑出能斗的蟋蟀来……”苏老说，所以这蟋蟀又叫“富贵虫”，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玩得好，“我的父辈玩蟋蟀是风气使然，当然，也因为家族里有一个皮革厂。” “伏地主要在前秋时节斗，而山货能从寒露斗到小雪、大雪。”苏老说，蟋蟀“配雌”也就是交配之后，“有了家庭、领地观念，就可以开始斗了。”过去天津斗蟋蟀可不乏豪赌。彼时，在天津的豪门大户都养蟋蟀，“八大家里的冰窖胡同李善人家、谦祥益孟家等，一些豪赌也就在这些大家间展开。”苏老明确记得的就有谦祥益孟家和“玩表”朱三爷的“三百大洋”豪赌，“这些钱，可不就够买房置地么，但豪门斗蟋蟀，更多的是争脸面。”赌局最后，孟家输了，但朱三爷的虫王六足僵直也死了。曾有资料说，1900年后，袁世凯取缔天津黑社会组织锅伙，斗蟋蟀作为赌博活动逐渐消除，但经年后又逐渐恢复，而且成为风气，甚至不少人以此为业。天津当时有不少斗蟋蟀的赌场，“最大的就是日租界芦庄子的鸿义栈，也就是现在北安桥下和平路那位置。”苏老说，这个鸿义栈从日伪时期一直开到解放前，入秋之后，几乎三五天就有大户在此斗蟋蟀。
一般是由赌场下帖子约双方。“大户之间是被称作‘拢对儿的’的中间人约赌。”苏老介绍，这些拢对儿的谙熟各豪门养蟋蟀的情况，一是得有合适的蟋蟀，“斗蟋蟀是同等量级之间的比赛，用秤杆称分量，厘码也就是重量相等才可以进行。”拢对儿的得知道谁家和谁家都有同等的蟋蟀，而且还得了解，谁和谁之前赌斗过，心里憋火，“这拢对儿的即有点像保媒拉纤又带拱火的。”至于赌金双方商定，“没有拒绝赌局的。拒绝，就栽面了。”而且双方也是到了赌场才知道对手是谁。至于进赌场之后，先是蟋蟀称重无误后进入一个小房间，双方主家除了带把式外，最多还可再带一人进入，把式是“报盆”，还有就是“掌葭的”挑逗蟋蟀开斗，“也有把掌葭写作掌芡的，只有南方用芡草，天津讲究的是用鼠须，有规定的长度，讲究的要配上象牙杆。”这里的掌葭的玩不了什么花样，毕竟周围都是行家看着，把式报盆一眼就能看出其手劲手法了。而在屋外，则另外开盘设赌局，“外人可以在赌场买‘牌子’，赌哪一方蟋蟀。”输赢见分晓后，钱账交到柜台，由柜台再交给赢家，赢家要留5%的“抽水”给赌场，“也有留下三分之一的，这个时候输赢的不是具体的钱，而是面子了。”
而斗蟋蟀也有雅趣之说，原因是还有文人好友之间的“戏赌”。比如中秋节几个好友相聚，来一场“咬月饼”，不过就是以月饼等便宜之资为注，或几块月饼或聚会一顿饭，成全了斗虫之乐。冬天斗虫逐渐消匿，经过“蚠虫”即“人工繁殖、人工孵化”的蟋蟀出土成为“鸣虫”，“蚠虫本也是宫廷传入民间的，天津的最好。”苏老说，当年天津西头的宣家就以蚠虫出名，“蟋蟀、油葫芦、蝈蝈，买卖做得相当火。”
最早的蟋蟀协会和斗战胜史
“雨听蟋蟀成商调，露采芙蓉发楚歌。”古人多把蟋蟀秋鸣做凄声，而天津则闻听欣欣然。苏老说，自己曾采访过家住佟楼附近的朱爷，老爷子是老城里人，有一民国仿清款的罐叫“秋雨梧桐夜读书”，“蟋蟀之鸣，若秋日雨夜里的读书声，与风中梧桐飒飒声相和，多美的意境啊。”苏老说，天津人对于蟋蟀的痴迷，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都没有间断过，这些，又岂止只为“斗”。
“1984年，天津市中华蟋蟀协会在河西民政局注册成立了。”这是中国第一个蟋蟀协会，苏老被推选为秘书长，协会成立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城市的贺信，“当时，还特意在体北拨出房子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比赛斗蟋蟀，有奖杯奖状，但不能有任何赌博的成分。”协会成立后，就先和北京进行了民间友谊赛，这也开了城市之间斗蟋蟀的先河。有人记录过，天津以40比5获胜。和北京、潍坊都赛过，“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曾两次带队来天津比赛，记忆中是在承德道玫瑰厅、化工局礼堂以及水上公园碧波庄，让天津和天津人手中的山货扬名了。”
林夕写《蛐蛐四爷》还专门和苏老等协会理事座谈，“有实事也有夸张，比如，听声就知道什么品种，完全就是艺术创作了。”全国电视蟋蟀争霸赛作为天津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的品牌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比赛立足天津，辐射全国，影响力逐年扩大，可以说是“蟋蟀中超”。话题从斗蟋蟀的历史、典故、科普知识，延伸到与蟋蟀相关的虫具、书画、诗词歌赋、经史典籍，既让人们感受到蟋蟀的拼搏精神，也体会到“秋虫雅趣”。将斗蟋蟀搬上电视荧屏，天津电视台是全国唯一。苏老还饶有兴趣地说起渊源来，早在1985年“十一”期间，协会组织在和平文化宫进行比赛，当时还卖门票，3元一张。小屋里比赛，天津电视台通过设备在文化宫的大厅里直播，“我们当时都是参照传统的斗蟋蟀流程进行，更多的是让大家了解真正的斗蟋蟀文化，能录下资料。”和北京、潍坊的比赛后，苏州、上海、杭州纷纷和天津联系比赛、交流，那时，南方才知道山货品质之优，“山东蟋蟀得以扬名天下多亏了天津。”甚至几次全国比赛，天津都取得傲人战绩。“一次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的龙潭庙会首开的全国蟋蟀比赛和90年代末苏州举办的大江南北蟋蟀争霸赛。”尤其是后者，当时北京天津潍坊济南保定苏州杭州上海常熟无锡宜兴等二十多个城市参加，“天津队一共10个人分成两组，淘汰赛进行下来，拿了冠军和亚军，轰动全国。”苏老不仅是天津队的领队，还担任过其中的裁判长、现场解说，讲解听的是“斗口”，叼锁丹牙、霸王举鼎、怀中抱月、狮子滚绣球……特别形象也颇有文化，“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有了文化加工。”苏老在“狗掐鸡”基础上创造的“狂犬掐鸡”就文气多了。“叼锁丹牙后这么一拽，叫转磨盘；甩出去则叫绳子鞭，也有掐、崩等单字……”苏老说，斗口粗算下来也得有个二三十种，“如同武术招式。”边看边听讲解更是过瘾，“青的叼锁丹牙，黄的立刻来了一个霸王举鼎……”熟稔者听讲解眼前就能浮现斗蟋蟀情景，如听足球讲解一样，清晰明了生动。
今年，苏老家还养着60只蟋蟀。下午4点投喂，吃食是提前准备好的白米、小米、青豆和胡萝卜煮熟弄烂糊的。每个蟋蟀罐上还有“水牌”，记录着名称、购买时间……苏老说，斗虫文化其实囊括了多种艺术门类，“黄庭坚总结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则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过去，天津人从未轻视这一只小虫，后来人千万别让斗蟋蟀只剩下‘斗’了。” {:3_294:} ewanl 发表于 2022-11-11 10:22
天津人将蟋蟀罐又称盆，养蟋蟀必定是用老盆，初时放在南墙根，天冷一些入北房，为有阳光，“再冷，就电炉子 ...
确实天津人的玩虫水平还是最高的吧！
{:3_292:} {:3_292:} 好文{:3_292:} {:3_292:} {:3_292:} 这个是真正的蛐蛐史记 {:3_292:} {:3_292:}{:3_292:} 本帖最后由 开花黄麻头555 于 2022-11-13 09:16 编辑
老北京把北京产的虫子叫伏地虫，第一次听说天津虫也叫伏地。第一届北京蛐蛐比赛是八十年代的11月20多号在崇文区文化馆举行的，宣武队获得冠军，奖品是几个蛐蛐罐。这届比赛的赞助费是300元。天津人有几年把二爷拿到北京来卖。每条50，一把1000左右都是很有模样的大虫，但这种蛐蛐是怎么养都不开牙的虫子，可见被排了多少遍，所以，对天津卖虫的印象并不好。 本帖最后由 开花黄麻头555 于 2022-11-13 09:23 编辑
黄批将军印 发表于 2022-11-11 10:40
确实天津人的玩虫水平还是最高的吧！
不能这么说，上海，苏杭的老法师可能更厉害，北京也有很多玩虫高人，只是有些比赛人家不参加而已，我父亲单位有一个祖传玩蛐蛐的人，在改革开放后就辞职了，每年7月20号下山东包个大院子，让妇女小孩给他抓蛐蛐。那几年每年去上海斗蛐蛐能赢8万左右，斗场都是有解放军持枪站岗的大机关 {:3_292:}{:3_292:} ewanl 发表于 2022-11-11 10:22
天津人将蟋蟀罐又称盆，养蟋蟀必定是用老盆，初时放在南墙根，天冷一些入北房，为有阳光，“再冷，就电炉子 ...
阅读好文章，牵起记忆，祖辈们的神采还历历在目，音容笑貌依旧昨日，转眼自己也快成了白头翁。时事...... {:3_292:} 呵呵 你还别不服以前就是天津人玩虫第一改革开放后上海苏州等地经济远超各地玩虫水平也上来了 过去了！都过去了。{:1_197:} 天津人玩虫也就是近百年的事，以前进贡皇宫的蛐蛐都是南虫，从玩蛐蛐的历史讲北方玩蛐蛐比南方差远了 前门楼子.... {:3_292:}{:3_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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