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蛐蛐儿

赤足红旗

闲话蛐蛐儿

钟明君

蛐蛐儿，又叫蟋蟀、促织。昆虫，体黑褐色，触角很长，雄性善鸣好斗，啮食植物根、茎和种子，对农业有害。尽管蛐蛐儿是一种害虫，但在我国，从古至今都受到不少人的宠爱。 　　最近，我就在电视上看到，在北方某县，买卖蛐蛐儿的生意就很火爆。一条长街人头攒动，全为蛐蛐儿忙碌，有高声讨价还价的，有向专家提问请教的，有大老板大包大揽收购的，蛐蛐儿差的每只五六十，好的一两千。沿街市面，有供蛐蛐儿吃的喝的杯盘碗盏，有供它们住的斗的竹箩丝笼；还有捕捉它们的家什，挑逗它们的玩意儿等。电视报道最后还有县领导讲话，大意是号召全县人民要把蛐蛐儿文化发扬光大，形成致富的一大产业云云。 　　蛐蛐儿成为文化，还要在当今发扬光大，我先是感到新鲜，再是心存怀疑。于是，我就去查资料，稍加涉猎历史，才发觉自己的无知。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以《蟋蟀》为题的诗，共有3段，意思都差不多，现抄录其中一段：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把这段诗译成白话，意思是：“蛐蛐儿躲进屋里，一年就快过去。今天再不寻乐，时光所剩无几。但不要享乐过分，忘了自己的本职。寻乐不荒废正事，良士啊，应该警惕！”这里，蛐蛐儿只是作为季节时间的代表，天气冷了，蛐蛐儿从野外逃到暖和的屋里。后来，因它的善鸣好斗就成了人们喜爱的宠物。 　　在汉代民间就有了斗蛐蛐儿的游戏。在唐代，宫廷仕女就喜欢养蛐蛐儿，放在枕边听它们歌唱。再到后来，就有了《济公斗蟋蟀》，说的是宋代的事，贫民张煜因蛐蛐儿被无赖陷害，走投无路跳湖自尽，幸被济公和尚搭救，方转悲为喜。后来就是蒲松龄的《促织》，写的是明代的事，皇上喜欢斗蛐蛐儿，民间成名因上贡不了一只好蛐蛐儿，先是被衙役打得两股肉绽，继而引起儿子跳井自尽…… 　　如此等等史料证明，这蛐蛐儿与文化的缘份真是源远而流长了！感叹之余，我想：这蛐蛐儿的文化，正如北方某县领导号召的那样，在当前真可以发扬而光大之。 　　比如，可以先成立一个中华蛐蛐文化研究会，把一些闲着无事的文人集中起来，查文献、翻资料、写论文、开研讨会，一定能发掘出更深更广的蛐蛐文化来。又如，还可以在某县的某风景区，盖一座庙宇，将济公的金身塑在高堂，并将其用蛐蛐儿扶弱济困，戏弄强暴的故事画在庙内壁上。这样，蛐蛐儿文化就有了自己的保护神主，人们也有了崇拜的偶像。每年搞一次庙会，让其香火不断。 　　再如，最时兴的是每年在庙会期间，举办一次蛐蛐文化或艺术节之类，特邀专唱爱情歌曲的男女明星，搞中外情歌大奖赛(这创意也是来源于蛐蛐儿，因为它们的鸣叫，完全是为求偶而歌唱)，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热热闹闹，岂不一箭几雕哉！ 　　然而，真有些不幸。却有不少人对我的这些设想提出了异议，并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济公斗蟋蟀》与《促织》的两部作品中，为何都反映的是蛐蛐儿给人们带来的悲剧！这蛐蛐儿的文化，真算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话，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如今发扬光大这蛐蛐文化，其社会效果将又如何？ 　　我无以回答，以为这问题十分复杂。只好请教于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专家认为这些问题又十分简单。他说，其实，蛐蛐儿作为一种宠物，如人们养狗养猫一样，无可厚非。就是斗蛐蛐儿，原本也是民间的一种古老游戏，如苗家的斗牛、傣家的斗鸡，如果只是作为消遣，说它是传统的休闲文化，那也是一点没错。但是，正如历史与现实的无数事实证明的那样，民间的游戏如果与金钱和权力挂上钩，也就会变味，变成害人的手段，败家的祸根。 　　斗蛐蛐儿如此，玩麻将也这样。作为休闲，玩麻将有益于身心，但用它来赌博牟利就大变其味。一般人参赌，损害身心，多少人家破人亡；干部参赌，明赌暗送，成了少数上级向下级索贿，下级向上级行贿的手段。 　　据说，现在玩花也玩出了“花样”。兰，花之君子，却被人用作非君子的勾当。某人想行贿某官，送几盆兰花，再叫人从官人家用高价买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贿赂，就在花的来往中，“玩”成了。玩花有错吗？没错。有关蟋蟀的问题也是这样。 　　专家就是专家，言简而意明。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为北方某县的蛐蛐文化担忧：万一这“文化”，与金钱和权力挂上钩(那价值成百上千元一只的蛐蛐儿就值得怀疑)，发扬光大出一批以斗蛐蛐儿为生的赌徒，或者一批靠蛐蛐“致富”的干部，那将如何是好？ 　　也许，这只是杞人忧天。 　　《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7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