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世界第一部研究蟋蟀的昆虫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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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织经》：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

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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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时常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如医学源于巫术，化学始于炼丹。南宋的贾似道，为一代奸相，玩乐之余编撰一部《促织经》，竟成了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这种“歪打正着”式的动机与效果关系，反映了文化发展中偶然与必然的辩证统一。

一、贾似道与《促织经》成书考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秋壑，南宋抗金名将制置使贾涉之次子^①，浙江台州天台县人。自幼落拓，好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荫补嘉兴司仓。后其姊为理宗贵妃，始青云直上。淳祐九年（1249）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次年移镇西淮。开庆元年（1259），以右丞相领兵援鄂州（湖北武昌），私向蒙古忽必烈乞和，答应纳币称臣，兵退诈称大捷。此后专权多年，用重法督责武将。推行“公田法”，贱价兼并大量地亩，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度宗（1265——1274在位）朝权势更盛，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朝廷大政，悉决于西湖葛岭私宅。襄阳围困数年，贾隐匿军报，与姬妾踞地斗蟋为乐。德祐元年（1275），元军沿江东下，贾率军仓皇迎敌，败绩于鲁港（安徽芜湖西南）。旋被革职放逐，至福建漳州木绵庵（福建龙溪县），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僧彬木禅收尸火化，命贾之仲子归葬会稽附子冈^②。

贾氏身为当朝宰辅，不思励精图治，恢复中原，反而骄奢淫逸，玩军误国，故与秦桧同列《宋史·奸臣传》，落得千秋骂名。明周朝俊的传奇《红梅记》，解放后京剧《红梅阁》、川剧《红梅记》、秦腔《游西湖》、电影《李慧娘》中的贾似道，均是反面形象。由于劣迹昭著，所撰《悦生堂古迹记》、《悦生别录》、《悦生堂随抄》（《说郛》百卷本辑有25条）、《奇奇集》等均因人废文，今已不传。数首诗作散见于《咸淳临安志》、《全芳备祖》、《天台山方外志》、《台州札记》等书中。唯《促织经》两卷，因历代斗蟋之风代代相沿，方流传至今。

此书上下两卷，一万四千余言。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七类，每类又分子目。体例完整，蔚为大观。因《促织经》由明代周履靖（浙江嘉兴人）续增，故有人以为何为贾编，何为周续，难分彼此，甚至有托名之嫌。

喻长霖《民国台州府志·艺文略》（卷七十三）载：“《促织经》，宋贾似道撰。似道有《奇奇集》^③，已著录是书。见《千顷堂书目》及倪灿《宋史·艺文略补》。”另外，元代台州黄岩人陶宗仪的《说郛》、明袁宏道、刘侗的《促织志》均辑引过此书，说明贾氏确实编撰过《促织经》。此书款识为“宋秋壑贾似道编辑，明梅颠周履靖续增”，又证明《促织经》的体例为贾氏原编的基本框架。自古编书都有一定体例。此书既为贾氏所编，那就包括了蟋蟀的形状、颜色、饲养、决斗、病疗、诗赋等方面。故书虽非贾氏原壁，周履靖亦仅是“续增”“充实”而已。正如清高鹗补续《红楼梦》一样，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的原作，后四十回为高氏所续，体例还是原先的基本框架。

至于区分何为贾撰、何为周续，确有难度，但亦并非无眉目可寻。

陶宗仪《说郛》、袁宏道和刘侗的《促织志》、毛晋《陆疏广要》、沈弘正《虫天志》均辑引过贾氏的《促织经》。据核：前四种均采摘于此书中的《促织论》和《蟋蟀论》；后者《虫天志》则全文辑引了此书中的《促织歌》，并直称为《贾似道促织歌》。《促织经》里还一篇《月夜闻虫赋》，中有“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之句，这正是贾氏世居浙东天台山的真实写照。据《天台松溪贾氏宗谱》载：贾似道曾祖贾成宗，原籍河南洛阳。自靖康南渡（1127），徙居天台山，至似道已历四代。因南宋都城为临安（浙江杭州），天台山处于临安之东，似道又长于斯，故称“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由此可定，至少是上述数篇均出自贾氏手笔。

二、《促织经》成书的时代背景与主观因素

贾似道身为当朝一品，位极人臣，何以如此钟爱于促织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贾氏的主观嗜好有关。

蟋蟀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唐风·蟋蟀》及《豳风·七月》中有“蟋蟀在堂”、“十月蟋蟀”之句。随着时代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蟋蟀之别名犹如“太仓之粟”，愈积愈多。从《尔雅》、扬雄《方言》、崔豹《古今注》、郭璞《尔雅注》、至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蟋蟀别名多达十七种。蓄蟠斗蟋风，则始于唐天宝（742-756）年间。

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金笼蟋蟀》条载：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促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又宋人顾文荐《负曝杂录·禽虫善斗》条云：

“父老传：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

历代文人雅士对于蟋蟀确是十分珍爱，晋代卢谌，唐代杜甫、张随、李子卿，宋代苏轼、张来、陈造、王令、岳珂、杨万里，明代高启、俞允文、王龙起、潘亨等名流，均作有以蟋蟀为题材的诗赋。贾似道亦称“盖自唐帝（玄宗）以来而讫于今，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也”^④。这是基本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南宋是斗蟋的发展期。上至宰辅，下至平民，甚至僧人亦好斗俗。“鞋儿破，帽儿破”的天台活佛济公（1148——1209），曾为有“铁枪”之誉的蟋蟀之死而感“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其《瘗促织·鹧鸪天》词，寓以禅理，显得幽默诙谐：

“促织儿、王彦章，一根须短一根长；只因全胜三十六，人总呼为‘王铁枪’。休烦恼莫悲伤，世问万物有无常；昨夜忽值严霜降，恰似南柯梦一场。”^⑤

有些嗜蟋者卒后，甚至连蓄蟋用具亦随葬，江苏镇江南宋古墓曾出土过多只蟋蟀过笼，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中国《南宋儿童斗蟋蟀图》。时尚斗蟋之风，于此可见一斑。这正是贾氏编撰《促织经》的时代背影。

贾氏酷嗜斗蟋，亦有其主观因素。其《促织论》云：

“天下之物，有见爱于人者，君子必不弃焉。何也？天之生物不齐，而人之所好亦异也。好非外铄，吾性之情发也，情发而好物焉。殆有可好之实，存于中矣。否则，非好也。岂其性之真哉？况促织之为物也，暖则在郊，寒则附人，若有识其时者；拂其首则尾应之，拂其尾则首应之，似有解人意者；甚至合类颉颃，以决胜负，而英猛之态，甚可观也。岂常物之微者，若是班乎？此君子之所以取而爱之者，不为诬也！”^⑥。

贾氏认为，其所以嗜蟋，是因蟋蟀具有三种功能：一是识天时，二能解人意，三可供观赏。他还从斗蟋之法“悟”出“治国之道”，将斗蟋与治国相提并论。蟋蟀虽为“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阴阳之道；动静之宜，备乎战斗攻取之义”；并由此得出结论：“君子之所以爱物也，知所爱；知所爱，则知所养也；知所养，则何患乎物之不善哉！^⑦”其言论确是发前人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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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织经》的内容与价值

贾氏其人已如前述，然作为斗蟋爱好者而言，善于观察总结，编写出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促织经》，成为中国昆虫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书虽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七类，其要不离遴选、决斗、饲养三个方面。

（一）蟋蟀遴选

主要从其生态环境、形体颜色入手。

贾氏认为：蟋蟀的栖息场所及生态环境，对虫质的优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生于草土之中必懒，产于砖石之间必刚；背阴必娇，向阳必劣；以出于荒山僻地为佳。从外形来看，蟋蟀要具备“四像”：“钳像蜈蚣钳，嘴像狮子嘴，头像晴蜓头，腿像蚱蜢腿”（《观促织形像》）。从颜色来鉴别：大体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蟋蟀论》）。以下为“五绝”：红头青项，翅金色者为一绝；麻头透顶、金翅白腿、头后相应者为二绝；白麻头透顶、青项毛子厚银翅者为三绝；紫头白露、青项浓厚、紫翅又带皱纹者为四绝；黑漆头金线或银额、青项带毛、黑金翅、白肚皮、白大腿脚者为五绝（《促织经·论色》）。贾氏列举了17种形状、65种颜色不同类型的蟋蟀，对其优劣作了详尽地阐述。

（二）蟋蟀决斗要做到知彼知已，讲究簧法

蟋蟀决斗虽有“小鬼跌金刚”以小克大之奇迹，但究属少数，基本上还是“比头比项比身材，若大分亳，懒不斗苍，好不斗异，弱不斗强，小不斗大，有病不斗寻常”。总之，斗蟋如斗兵，只有知已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斗蟋还得讲究簧法（即打草法）。因簧草得法，能激其斗态，乃至反败为胜，故贾氏总结为“三条簧法”：一云初对簧法：斗蟋之始，各启闸引草。先对其腰，后簧其牙。其口开时，左提右挈，待鸣声收翅之际，用草领至闸口，不让过闸激其斗性。二曰上风簧法：即第一回合斗胜之蟋。此际应用草时常调拨（不簧其牙），使之斗性常存。三为下风簧法：即第一回合斗败之蟋，此时更要激其斗志，用草先拂其头须顶背，次拂腿脚牙际，待其鼓翼鸣声，自壮其胆，再决雌雄。

（三）蟋蟀饲养既要注意节候，又要精心调理

蟋蟀“白露渐生，寒露渐绝”，畏冷惧寒。早秋、中秋，余暑未消，故养盆宜古不宜新（新盆燥热，虫易得病）。并置清凉湿润之处养之，切勿使斗；中秋之蟋，不可与三尾（雌蟋）共盆，恐其昼夜呼雌，有损斗性；晚秋之蟋，如人进入暮年，秋深生寒，宜换新盆放藏风温暖处，用生芝麻嚼碎和饭喂养；斗后之蟋，隔三五日方可复斗，如斗口经三四十口，应隔一周，调养其内不可与三尾“同房”；斗胜之蟋，用浮萍捣汁浴之，再用河水过净，并将童便、清水各半，使其饮之。此即贾氏的“三秋养法”与“斗胜养法”。

贾氏还阐述了蟋蟀病治疗和繁殖的方法。尤其是对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道前人之所未道。其《促织三拗》云：“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过蜑，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著名昆虫学史专家邹树文对此评价颇高：“这个对于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不论其是宋或明，其记述之早均可称述。（《中国昆虫学史》147页）。”

《促织经》不仅首次系统而科学地总结了有关蟋蟀遴选、决斗的饲养经验，为研究古代昆虫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而且还开后世蟋蟀研究之先河。

明清以降，蟋蟀研究专著不断涌现。如明袁宏道的《促织志》、刘侗的《促织志》，清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的《蟋蟀谱》、朱从延纂辑、林德埃、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秦偶曾的《功虫录》、方旭的《促织谱》、钱步曾的《百甘虫吟》，民国的《游戏大观》、李文翀的《蟋蟀谱》。1931年李石孙纂辑、徐元礼参校的《蟋蟀谱》12卷，描述蟋蟀种类多达117种，可谓集蟋蟀之大成。但上述专著大多以贾氏《保织经》为本增益而成。就是198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蟋蟀新谱》（关良、之骏编著），除部分章节外，其内容仍以贾氏《促织经》为基础。其影响之深，亦为贾氏始未料及的。

斗蟋，在历史上曾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从现代观点看，养蟋与养马、养使鸽、钓鱼、种花一样，只要引导得法，也是一种培养人们观察践能力的很有意义的活动。它能美化生活，陶冶情操，还能使人增长有关昆虫生物学、昆虫行为学的科学知识。

另据报道：当前香港、澳门、日本等国际市场，蟋蟀贸易较为热门，一只战斗力强的蟋蟀售价高达上百美元。一般出口一只较好的蟋蟀，可换回一头肥猪的外汇。笔者由此联想起能否发掘蟋蟀资源，捕捉训练优质蟋蟀，恢复古养盆传统工艺的生产以出口创汇。使贾似道这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世界第一部昆虫学专著《促织经》，古为今用，服务当前，重新发挥它历史与现实所应有的价值！

注释：

①、《天台松溪贾氏宗谱》误贾似道为幼子，据新出土的《宋贾涉墓志铭》，应为次子。详见台州文管会编《台州墓志集录》。

②、明·宋濂《题恩断江端元叟手迹后》，载《宋文宪公全集·卷29·芝园续集》。

③、笔者按：此书集萃古代用兵“以寡胜多”之战例，如赤壁、淝水之战等。盖贾氏自夸援鄂之功。见宋周密《癸辛杂识》。

④、贾似道：《促织论》，载《促织经》卷上。

⑤、⑥、⑦、《促织经》卷上《论赋》。

⑧、张泉鑫：《斗蟋史话》，载1989年《农业考古》第一期，270页。

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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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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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足红旗

以下是引用后半闲堂秋粮在2009-2-26 23:25:49的发言：
贾公白相财积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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