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孙虫迷 于 2021-11-7 16:24 编辑
都说光阴似箭，一不留神退休也已经十多年了，但儿时的爱好之一“玩蟋蟀”依然未退却。回忆当年蟋蟀的来源主要靠抓，虽然那时也有卖虫的小贩，只不过几分钱的事，好虫是以角来衡量，如果是元，这对小朋友来讲是高价，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36元。那个时代上海市中心还不大，北面过了中山北路就迎来了虫鸣，南面是过了肇家浜路。我主要的捉虫方向是北线，过了闸北公园就是大片的农田，最远也到过彭浦镇，那个时候土虫也不大，大概3斟（斟是虫称体重的计量单位，一斟约合445毫克）左右。又去过浦东川沙，那里的虫略大，4斟左右。几年后迎来了杭虫，要比土虫大的多，5斟的也不稀奇。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土虫，因为它经斗，下风虫养一段时间又会斗了。杭虫不一样，打败了以后就不大会再开牙，那个年代小朋友间斗俘虏的多数，斗包烟或盆还不多。赌钱的话则是大人们的事………。 文革时期，横扫一切，斗蟋蟀活动渐退，很少有人在玩。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上海市区第一个蟋蟀交易的自由市场在卢湾区的东台路展开。我的老房子就在《一大会址》附近，步行最多10分钟，经常光顾，人鼎兴旺，各种虫都有，虫价在角（摸彩统货）和元（可以挑选），我也看到过高价的30元/只。这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有了点小钱，买了点大盆1元/只，小盆5角/只。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某个玩虫的协会出了一份蟋蟀的期刊《秋声》，这是虫阶（界）唯一的介绍养虫经验的报纸，每星期一次，四个版面，我先后买了四期，后来停刊了，我还一直保存着，由于几次搬家被弄丢了，有点遗憾。也就是那时候看到了虫届老前辈边文华老师的《人育蟋蟀》的文章，以及他在中山公园试点的情况。我突发奇想，也来试试看，第一次尝试距今已经40多年了，不比现在的某些“鉴白师”（号称能够分辨秋白）们经历短。 那年的九月下旬，我是用一只绍兴大三尾与土虫相配，条件很简陋，20多张草纸剪成6厘米的小方块叠起，喷水湿润后放在一个塘瓷罐里，供三尾产籽。平时隔几天看看，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有点干了就滴几滴水。第二年四月下旬幼虫就出来了，如同一只只小蚂蚁，一共有三十几个。当时那个兴奋劲可想而知，养了一星期后换了一个22公分更大的塘瓷盆（没有垫底土）。幼虫一点点长大，但发现数量在不断减少，2个月后只剩5条，3个多月后只剩下一条成虫，它是二尾很小，一斟都不到，小头长身子。这就是我第一次孵虫的可悲经历。 由于第一次孵虫很不理想，积极性就不高了。整个80年代都是买虫和收虫玩。东台路市场也搬迁过好几个地方，比如南市的文庙，虹口的安国路（这个点是自发形成，不收管理费的）等地，最后才是西藏南路的万商市场，目前万商大部份又迁到灵石路的岚灵花鸟市场。 那年我到外地收的是杭虫，火车先到临平（杭州郊区），再换汽车到三湾，堡里，乔司等地，价格便宜。80年代末期迎来了山东虫，价格更低。90年代以后南方虫渐退，基本是北虫的天下。虫价也开始慢慢上升，但还不贵，我乘火车北上，先到山东的兖州下车，这是一个收虫的中转集散地，再转汽车可以到很多的收虫点。00年代收虫的地方发展到了河南，因为相比山东价更低，我是娱乐型的玩虫，要求不高，就开始往河南跑了，基本上在河南开封站下车，各收虫点都有小车在候客，它和山东的兖州站类似。为了更自由的选点，有时也会在新乡站下来，转公车到延津等地方（德士村，南宋……）。 吃住都在农民家里，可以包饭，也可以自己烧。每人20~30元一天，后期涨价到50元一天，大家都乐意，权（全）当是在农家乐玩的消费。每天清晨出摊收虫，一个桌子出租费10元不等。有的地方还有夜市（收虫）。晚上7点以后就下玉米地抓3尾（我们不是特意抓三尾，本意是逮蛐蛐，但遇到都是小二尾，无奈只得改抓三尾），有很多的，100多只不成问题，只要你体力吃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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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7 16: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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